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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 辨奸論

      朝代:宋朝|作者:蘇洵|

        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。惟天下之靜者,乃能見微而知著。月暈而風,礎潤而雨,人人知之。人事之推移,理勢之相因,其疏闊而難知,變化而不可測者,孰與天地陰陽之事。而賢者有不知,其故何也?好惡亂其中,而利害奪其外也!

        昔者,山巨源見王衍曰:“誤天下蒼生者,必此人也!”郭汾陽見盧杞曰:“此人得志。吾子孫無遺類矣!”自今而言之,其理固有可見者。以吾觀之,王衍之為人,容貌言語,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。然不忮不求,與物浮沉。使晉無惠帝,僅得中主,雖衍百千,何從而亂天下乎?盧杞之奸,固足以敗國。然而不學無文,容貌不足以動人,言語不足以眩世,非德宗之鄙暗,亦何從而用之?由是言之,二公之料二子,亦容有未必然也!

        今有人,口誦孔、老之言,身履夷、齊之行,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,相與造作言語,私立名字,以為顏淵、孟軻復出,而陰賊險狠,與人異趣。是王衍、盧杞合而為一人也。其禍豈可勝言哉?夫面垢不忘洗,衣垢不忘浣。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,衣臣虜之衣。食犬彘之食,囚首喪面,而談詩書,此豈其情也哉?凡事之不近人情者,鮮不為大奸慝,豎刁、易牙、開方是也。以蓋世之名,而濟其未形之患。雖有愿治之主,好賢之相,猶將舉而用之。則其為天下患,必然而無疑者,非特二子之比也。

        孫子曰:“善用兵者,無赫赫之功?!笔顾谷硕挥靡?,則吾言為過,而斯人有不遇之嘆。孰知禍之至于此哉?不然。天下將被其禍,而吾獲知言之名,悲夫!

      翻譯/譯文

      譯文一
        事情的發展必定會有一定的結局,道理有它原本就該如此的規律。天下只有表現冷靜的人,才能從細微之處預見到日后將會發生的顯著變化。月亮周圍出現了暈圈預示著將要刮,房屋的石柱返潮濕潤預示著將要下,這是人人皆知的事。人事的發展變化,情理和形勢之間的因果關系,也是空疏渺茫難以盡知,千變萬化而無法預先料到的,怎么能和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?即便是賢能的人對此也有所不解。這是什么原因呢?這是由于喜愛和憎恨擾亂了他們的內心,利害關系又影響了他們的行動啊!
        從前巨源見到王衍,說:“將來給天下百姓帶來災難的,一定是這個人!”郭汾陽見到盧杞,說:“這個人一旦得志,我的子孫就會被他殺得一個不留!”現在分析一下他們所說的話。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。依我看來,王衍之為人,從容貌和談吐上,確實具備了欺世盜名的條件。但是他不妒忌別人,不貪圖錢財,只是隨大流。如果晉朝當時沒有惠帝這個昏君,當政者即使只是一個中等的君主,就算是有成百上千個王衍這樣的人,又怎能擾亂天下呢?盧杞那樣的奸詐,確實足以敗壞國家。但是他不學無術,容貌不足以動人,言談不足以蒙蔽社會,如果不是遇到德宗這樣的鄙陋昏庸的君主,又怎能受到重用呢?由此說來,山、郭二公對王、盧二人所作的預言,也未必完全如此啊!
        現在有人嘴里背誦著孔子、老子的話,親身實踐著伯夷、叔齊的行為,收羅了一批追求名聲和不得志的士人,相互制造輿論,私下里互相標榜,以為自己是顏淵、孟軻再世,然而他們為人陰險狠毒,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。這是把王衍和盧杞合成一個人了。他在社會上釀造的禍害還能說得完嗎?臉面臟了不忘洗臉,衣服臟了不忘洗衣,這本是人之常情?,F在他卻不是這樣,身穿奴仆的衣服,吃豬狗的食物,頭發蓬亂得像囚犯,表情哭喪著像家里有人去世,卻在那里大談《》《書》,這難道說是人的真實的心情嗎?凡是辦事不近人情的,很少不成為大奸大惡之輩,豎刁、易牙、開方就是這樣的人。此人借助當世享有盛名之力,來促成他尚未形成氣候的禍患。雖然有勵精圖治的君主,敬重賢才的宰相,也還是會選拔并重用他的。這樣,他將成為天下的禍患,是必定無疑的了,這就不只是王、盧二人所能比擬的。
        孫子說:“善于用兵的人,并沒有顯赫的功勛?!比绻@個人沒有被重用,那么我的話就有些過頭了,而此人就會有懷才不遇的感慨。誰又能知道禍患會達到上述這種地步呢?不然的話,天下將要蒙受他的禍害,而我也會獲取卓有遠見的名聲,那就太可悲了!

      譯文二
        事情的發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,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。只有天下最冷靜的有修養的人,才能從細微的變化中預知發展的結果。月亮周圍起暈,將要刮風,屋柱石礎返潮,將要下,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。人世間事情的發展變化,道理情勢的相互因循,其空疏難知、變化莫測的程度,怎能與天地陰陽之事相比呢?而賢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,那是什么緣故呢?是愛憎的感情擾亂了他們的思想,利害得失的考慮影響了他們的行為。
        從前,山巨源見到王衍后,就說:“將來貽害天下百姓的,一定是這個人?!惫觾x見到盧杞后,就說:“這個人如果得志,我的子孫就會一個也留不下來?!睆慕裉斓那闆r分析起來,那道理確實是可以預見的。依我看來,王衍這個人,容貌言語方面,確實有欺世盜名的地方,然而,他不忌恨別人,不妄求,只是隨波逐流,假使晉朝當時沒有惠帝這個呆子,哪怕僅是一個一般的君主,即使有千百個像王衍這樣的人,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亂呢?盧杞的奸險,固然足以敗壞國家,但是他不學無術,容貌不足以動人,言談不足以欺世,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,又怎么會得到重用呢?由此說來,山、郭二公對王、盧二人的預言,或許也未必一定如此。
        現在有個人,口中說著孔子、老子的話,親身實踐著伯夷、叔齊的行為,招納一些沽名釣譽之士和不得志的人,共同制造輿論、自我標榜,(把自己)說成是顏淵再世孟軻復生,實際上卻居心叵測,陰險狠毒,與一般人的志趣不同。這人是把王衍、盧杞合于一身了,他造成的禍害難道可以用語言形容嗎?面孔臟了不忘洗臉,衣服臟了不忘洗衣服,這是人之常情?,F在(這個人)卻不是這樣,穿奴仆穿的衣服,吃豬狗吃的食物,頭發蓬亂像囚徒一樣,滿面灰塵像居喪一樣,卻大談詩書,這難道是他的真性情嗎?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,很少不成為大奸大惡的,豎刁、易牙、開方就是這樣的人。用蓋世的好名聲,來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禍患,雖然有想把國家治好的君主,愛好賢才的宰相,還是會舉薦他,任用他的。那么他成為天下的禍患,將是必然而沒有疑問的,這就不只是王、盧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。
        孫子說:“善于用兵的人,并無顯赫的功勛?!奔偈惯@人不被重用,那么我的話就說錯了,而這個人會有懷才不遇的感嘆。誰能知道禍患將會到這樣嚴重的地步呢?假使不是這樣的,(他受到了重用)天下將要遭受到他的禍害,而我會獲得能見微知著、察言識人的美名,那就太可悲了。

      注釋
      ①靜者:指能夠冷靜地觀察周圍事物而做出合理結論的賢人。
      ②天地陰陽之事:指自然現象。古人認為自然界有陰陽二氣,二氣交互發生作用,便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變化。
      ③賢者:舊說以為是影射歐陽修。據史書記載,曾鞏曾向歐陽修推薦王安石文章,歐陽修大加贊賞,并幫助王安石考取了進士。
      ④山巨源:山濤(205—283),字巨源,晉初人,任吏部尚書,為當時的“竹林七賢”之一。他喜好評論人物,對王衍的評價不高。王衍(256—311):字夷甫,晉初人,任尚書令、太尉。衍有盛才,常自比子貢。當時晉室諸王擅權,他周旋于諸王間,唯求自全之計,后死于戰亂之中。
      ⑤郭汾陽:即郭子儀(697—781),唐華州(今屬陜西)人,累官至太尉、中書令,曾平定安史之亂,破吐蕃,以一身系國家安危者二十年,后封為汾陽郡王,世稱郭汾陽。盧杞:字子良,唐滑州(今河南滑縣一帶)人,唐德宗時任宰相,搜刮民財,排斥異己。杞相貌丑陋,好口辯。后被貶職死于外地。
      ⑥忮(zhì):嫉恨。
      ⑦惠帝:晉惠帝(290—306在位),晉開國君主司炎之子,以癡呆聞名。他在位時不理朝政,大權旁落,終導致“八王之亂”,晉室隨之衰敗。
      ⑧眩(xuàn):通“炫”,惑亂。
      ⑨德宗:唐德宗(780—805在位),唐代晚期的庸君,他削去郭子儀的兵權,重用盧杞,導致朝政紊亂。

      賞析/鑒賞

        把《辨奸論》全文連貫起來看,在寫作目的上,作者確有所指,而所指的具體人物,作者又未點明。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。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,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。

        作者提出的“見微知著”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不要輕視小事情,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?!胺牢⒍艥u”早就是古人奉為圭臬的名言。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:“見微知著,可為千古觀人之法?!?/p>

       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于謀篇。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,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,并說明這是由于“好惡”和“利害”所形成的必然結果。言之有理,持之有故,不能不令人首肯。接著,又通過歷史上山濤、郭子儀對王衍、盧杞的評論,說明了山、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,但也有所疏漏,這就為下文的“今有人”起了鋪墊作用。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傾注全力發泄的部分,將“今有人”的種種表現盡情地加以刻,一氣呵成,有如飛瀑狂泄,其筆鋒之犀利,論證之嚴謹,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。而在結尾處,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,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態度。

        作者在批評“有的人”時,把生活習慣(如不修邊幅)也作為攻擊的口實,未免失之偏頗了。但是,這點微疵并不足以影響本文的成就。


        《辨奸論》旨在詆毀王安石,竭力反對“新黨”,拋開其本旨,有二點與當今相類:

        其一,作者謂王安石“口誦孔老之書,身履夷齊之行,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,相與造作語言,私立名字,以為顏淵、孟軻復出,而陰賊險狠,與人異趣。是王衍、盧杞合而為一人也,其禍豈可勝言哉?”王安石是否如此,且不論。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,代有其人,今也不鮮,這是此論給予后人的啟迪之一,須警惕而“辨”。否則,其禍輕則殺身,重則禍國殃民。

        其二,作者提到一種“不近人情”的現象:“衣臣虜之衣,食犬彘之食,囚首喪面,而談詩書,此豈其情也哉?”然而這一看來違反常情的情況,在1957年夏之后以及“文革”中,屢見于囹圄。這是悲劇,當然,古人是無從預料這種悲劇的。


        1069年,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,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。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,傳出了這篇文章,并署名為已死去的蘇洵,借以閑適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“見微知著”,預見到他得志必為奸?!侗婕檎摗肥欠袷翘K洵所作,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。文章先抬出“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”,萬事均可“見微而知著”,預測規律,作為理論基礎。然后以山巨源預見王衍、郭子儀預見 盧杞為例證,類比王安石“衣臣虜之衣,食犬彘之食,囚首喪面而談詩書”的行為”不近人情“,進而推導出王安石得志必為奸臣、為害國家的結論。這種以人的生活習慣和個別缺點來判斷其政治品質的邏輯,是非常錯誤的。這種影射咒罵、攻擊人身的寫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。

      作者蘇洵簡介

      蘇洵(1009年522日—1066年5月21日),字明允,自號老泉,漢族,眉州眉山(今屬四川眉山)人。北宋文學家,與其子蘇軾、蘇轍并以文學著稱于世,世稱“三蘇”,均被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。 蘇洵擅長于散文,尤其擅長政論,議論明暢,筆勢雄健,著有《嘉祐集》二十卷,及《謚法》三卷,均與《宋史本傳》并傳于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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